意识形态的追问
阿图塞在《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中认为“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
你我从来都是主体，并且就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实践着意识形态承认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可以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确是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当然也是）不可替代的主体。
在这里，意识形态是真实存在的前提，它打造主体、规范主体，同时将个人传唤安置在主体的位置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意识形态的“我”的位置上被其所规范支配，而这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例如，工人所知觉到的“我”是为老板工作换取报酬的工人。老板所知觉到的“我”是花钱雇佣工人生产产品换取利润的老板。意识形态保证了社会的稳固运转，绝对如此，也只能如此。
这样的思考让革命的前提变成了挣脱意识形态下的主体传唤。这一过程似乎有如金蝉脱壳般神奇，也一样艰辛。Wake Up，觉醒，培力，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华丽语词来对应这个过程。而社会运动者总是试图研究这个过程的完成方法、催化方法。为何觉醒者少，为何碌碌无为的大众如此不肯睁开眼睛看看世界？
孤独地探寻，革命的路途亦异常艰难漫长。
二重意识形态，或没有意识形态
最近，也有些令人迷惑的反思。在声张移工、新住民、境外生等具有境外身份者权利时，我们尝试使用人权的论述、对于生活事实的强调来争取支持。然而这些社运者常用并且主流社会也视为政治正确的说法却总是一再遭到围攻：
「你们不是公民，不能享有这个权利。」
要说这些围攻的民众是被公民身份这个意识形态的主体所传唤而说出如此排斥性的话吗？要说他们纯粹是歧视吗？倒不如说他们超越既有的温情脉脉的意识形态，点出了社会现实——的确，人权从来只是一个障眼法，事实存在的个人权利几乎都是披着人权假面的公民权。
这些事情也在另一篇讨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研究中有类似的说法：工人其实具有双重的矛盾意识形态，在涉及一般的社会看法时，工人会直接使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只要涉及到与自身权益、抗争或者面对问卷调查时，他们就会使用一种部分修改过的，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相对抗、妥协的意识来回应。而这些意识往往才实际与行动相关联。
第一个事例说明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本来可能就不存在。第二个例子则说明意识形态不只有一个，工人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每个人在涉及到自身相关利益、处境的问题上，也很容易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可能修改自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可能有所颠覆。当然，如果是资本家这类位居社会中心上层位置的人，其与自我相关的意识型态或许也会更符合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于如何挣脱意识形态的传唤，而是应该发展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基于自身权益而出发的观点。而上述这个关于工人意识型态的研究也提醒我们，「涉及行动」、「自身权益」、「追问自身的问题」是关键所在。我们从此出发发展自我意识形态，而工人的阶级意识也肯定诞生于此。
一个启发是这样的：我们在讨论工人的意识状态时，不适合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观察他们对一般事务的态度，而是应该去尽量观察他们对自身、行动的思考和表达。尽管在一个工人阶级成熟的社会中，工人关于一般事务的态度也会受此种自我意识型态所影响，但对于中国工人而言，时候还远远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