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路在何方
远看工地像天堂，近看工地像银行，走进工地像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人人都说工地好，傻帽才往工地跑；工地挣钱工地花，根本没钱寄回家。
年轻老婆娶不上，娶了老婆用不上，买了房子住不上，青春洒在荒山上；搅拌机搅走我的青春，挖掘机挖走我的梦想，压路机压碎我的希望，电焊机也不能缝合我的悲伤。
钉锤一声声敲击我的心脏，钢丝一圈圈束缚我的肩膀；安全帽曾经让我感到英姿飒爽，能不戴上它如今变成我的希望。
迷糊中我进入梦乡，梦见在工地上轻舞飞扬，我笑问上帝：“我们的路在何方”。
——一首流传在工地的诗歌
这篇诗歌来自潘毅等人所著的书《大工地上》，书中同样还收录了一篇社会主义时期描绘建筑工人的诗歌：
我们是建筑工人
风狂，雨暴
打不乱祖国的时间表；
水深，山高，比不过我们的自豪。
工人阶级驾着生活挺进挺进呵，
山要让路，河要改道，
建造者的事业是万岁事业，
大地，敢不听候差调！
朝朝暮暮地清除，清除垃圾，
为一座座辉煌的殿堂
铺下千古不朽的基地，
心血注入了女儿墙和钢筋水泥，
我们的光荣在穷乡僻野屹立……
将世界当建筑踏在脚下，
举高楼大厦进璀璨的云霞。
火热的心为千百万人家筹划，
何时享受新居的电灯电话？
我们把自己列在最后一家。
我们是建筑工人。
我们
是我们
建筑青春
建筑和平
建筑二十世纪的良心。
——《新观察》杂志1957年第6期
原书中用这两首诗的对比来展现建筑工人地位的变化。从1957年的开天辟地的光荣工人变成2008年左右的住牢房的可怜囚犯，充满着迷茫、不自由、与失落。
这样的比较固然鲜明，引人愤怒。但如果从阶级意识的角度进行思考，其实更应该考察工人意识中剥削的生产关系的诠释。1957年已经是工人当家作主，资产阶级被消灭的时代，所以这篇诗歌无法看见生产关系，而只能看到类似人民公仆一般的劳动者服务千家万户的豪情壮志，自然也没有所谓的阶级意识。
三重工地
《我们的路在何方》中，工人将工地（生产关系之所在）比作三个场所：天堂、银行、牢房。从远到近的视角则是一个穿越意识形态迷雾的主体展现过程。天堂是官方宣传话语中的社会主义幻想，是国家主导下大规模建设的丰腴景观。因为建筑工地常常在北京等超大型城市，这些巨大城市的现代、消费主义印象也铭刻在对于工地的远看想象中。恰如嚴海蓉在《現代化的幻影：消費和生産的雙人舞》所描述的安徽打工妹，她们渴望着成为具有现代性的消费者身份。
而第二层工地印象“银行”发生于近看。这是去除现代化消费者渴望后对于打工作为劳动报酬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2008年左右中国推动《劳动合同法》以及完善劳动仲裁相关机制，试图用法制、平等的市场关系来冲淡工人对于资本家、政府的怨恨。银行是市场经济的中心，也是自诩公平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场所。从工地取出钞票，是大部分劳动者对于工地的现实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仍然缺乏了实际劳动过程、身体经验的维度。
“走进工地“意味着将自身投入劳动生产过程，以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受与思考重塑工地印象。这时，工地变成了束缚工人的“牢房”。这个词并非夸张与特殊，事实上，我在访谈广州的环卫工时也有听到类似的描述：“那些质检员不穿制服，躲在角落里给我扣分，我就好像被关在牢房的犯人一样监视着。”
建筑工地的牢房印象取自两个部分：一是建筑工地拥挤、狭窄、恶劣的集体居住环境，小小房间塞满数十人，住的都是大通铺，远比工人家乡的环境差。这种居住环境搭配上同样恶劣的饮食、用水，让工人有着客观生活条件像牢房的抱怨。第二，工人在生产关系中感受到没有劳动的自由、没有休息的自由，并且时刻处于受指挥控制的过程中。
迷糊中我进入梦乡，梦见在工地上轻舞飞扬
劳动生产变成沉重的枷锁，而工人所梦想的不是家财万贯，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在劳动生产中获得解放，能够主导自己的劳动，能够有自由的休息权利（工地上轻舞飞扬）。这再再显示出劳动过程于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中的重要性。
虽然工人意识穿透了主流官方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契约的遮蔽，抵达了源自切身体验的阶级情绪。但是这首诗却没法导向激进的反抗，而是变成了“我们的路在何方”这样的迷茫与困顿。为什么呢？
我想，如果从诗歌本身的文本思考的话，问题在于“资本家的缺席”。诗中将束缚的来源描绘为工地上的机器和工具（挖掘机、压路机、安全帽、钢丝等），却无法指出这些工具和机器被谁所占有，占有者对此束缚与压迫所应负有的责任。阶级意识必须形成于对阶级关系的诠释中，劳动阶级是受资本剥削所产生的，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资本的运作的控诉，没有对于剥削的把握，阶级意识将无法形成，只看看到我们所见的困顿、迷茫、怨恨的阶级情绪。
然而，也只是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