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言論壓制依照來源途徑可以區分為來自國家司法途徑的言論打壓與來自互聯網平台的審查。兩種來源途徑共同塑造了疫情下民間輿論嚴重受限制的結果，然而其背後的動力與運作機制卻有所差異。這部分我將先運用數據分析兩種來源途徑的言論打壓結果，再探討國家機器與國家管制下商業資本所主導的互聯網平台在進行言論管制時的差異。
針對疫情言論的運動式打壓
在國家司法途徑的言論打壓部分。2020年1月初，在武漢政府尚未承認有新型冠狀疫情爆發時，中國民間已經有多位醫師因傳播疫情消息而被單位批評或被公安訓誡。對於疫情相關言論的審查與打壓自此之後愈演愈烈。根據中國民間人士所做的「中國近年文字獄事件盤點」，2020年1月，中國因言論獲懲處的事件多達373件，是2019年12月的8倍。2020年1月至6月，總共有579件因言論獲懲處事件，其中522件與新冠肺炎疫情相關，佔比高達90.2%（相關統計整理如圖表一）。這意味著在疫情期間，警察系統系統性地開展了針對新冠疫情的言論打壓與管制。同時，各地警察將這些言論懲處事件發佈於微信等社交媒體，也表示其有意引發寒蟬效應，加強言論控制。
這些案例中，針對互聯網平台的言論打壓和審查是最為嚴重的。在新冠疫情相關的言論獲懲處事件中，幾乎所有引發懲處的言論都發佈於網路社交平台（圖表二）。其中，以微信（73%）、微博（8%）為最主要的兩個平台。
除了警察系統的司法懲處外，由互聯網平台所發起的審查與刪除也在這期間明顯針對新冠疫情相關內容。香港大學新聞和媒體研究中心的WeChatSCOPE計畫，收集4000個微信公眾號的數據，詳細記錄了疫情期間在微信平台上文章被封禁審查的情況。根據統計，2020年1-6月，「武漢」是被刪除文章中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同時高頻率出現的關鍵詞還包括「肺炎」、「國家」、「醫生」、「新冠」、「美國」、「湖北」。高頻詞彙中僅有美國與肺炎較無關係，這主要與中美經濟戰以及政治上的互相攻擊有關（圖表三）。而以時間分佈來看，雖然中國疫情自3月7日開始已經得到控制，每日新增病例已經下降至50例以下，然而，被刪除文章中疫情關鍵字出現頻率卻未有降低，直到4月5日後才有明顯下降（圖表四）。除了微信，直播語音平台YY也被發現於疫情剛爆發時（12月31日）就新增了大量與「武漢不明肺炎」有關的審查關鍵詞，雖然在2月10日移除了其中一小部分（Lotus Ruan, Jeffrey Knockel,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2020）。
當然，疫情是當時的社會熱門事件，關於疫情的討論佔比高是正常現象。WeChatSCOPE所偵測的微信平台被刪除文章中疫情關鍵字頻率高並不能證明疫情期間存在審查與言論打壓增加的情況。所以我再單獨統計每月被刪除文章數，發現2019年9-12月每月被刪除文章穩定在70-90篇，而2020年1月被刪除文章數開始超過100篇，並在2月份達到162篇，幾乎是2019年10月的兩倍，3月疫情趨緩後仍有132篇文章被刪除（圖表五）。這證明疫情期間確實存在言論管制強度升高的情況。
這種短期內言論監控審查強度突然增加的情況屬於中國政府治理中常見的運動式治理，有研究將這種互聯網監管模式稱為「主體行動」（李小宇，2014）。這種監管主要是政府監管部門發起，開展有關互聯網的專項整治、巡查監察等活動。特徵是目的性強、集中於特定歷史時期。
在新冠疫情中，多地網信辦（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曾於2月初左右發佈新聞稿，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網上輿論引導」為題目，說明特別針對疫情進行了輿論引導、監測與違規言論打擊工作。我推測這與中國最高級別的網路安全管理機構網信辦（中共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網信辦」）在2月5日發佈的聲明有關。該聲明中網信辦點名批評包括百度在內的多個網站平台對違規信息管理不嚴，並將對新浪微博、騰訊、字節跳動的網路平台進行專項督導，還要求各地網信辦「履行主管責任…營造良好網路環境」。
而網信辦的這條聲明發佈前兩天，2月3日習近平剛好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發言時談到了網路輿論管控與引導：
「要加強輿情跟踪研判，主動發聲、正面引導，強化融合傳播和交流互動，讓正能量始終充盈網絡空間。要有針對性地開展精神文明教育，加強對健康理念和傳染病防控知識的宣傳教育，教育引導廣大群眾提高文明素質和自我保護能力。要把控好整體輿論，努力營造良好輿論環境。要加強網絡媒體管控，推動落實主體責任、主管責任、監管責任，對藉機造謠滋事的，要依法打擊處理。」
因此，疫情爆發、嚴重擴散的2020年1-3月，國家開展了針對疫情相關言論的運動式打壓，一方面體現於司法途徑中因言獲罪案件數的急遽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於微信等互聯網平台對於疫情相關言論的針對性審查與刪除。
互聯網平台的「過分」審查
針對疫情言論管制的主導者，毫無疑問是國家。然而，國家直接通過司法途徑完成的針對違禁言論發佈者的拘捕、訓誡與國家間接透過互聯網企業所完成的平台審查與封鎖卻呈現出了不同的傾向。簡而言之，司法懲罰所針對的言論類型明確，主要是關於感染病例和疫情管制措施的「不實信息」，包括某地新增感染病例或病例死亡的數據、某地封城封路或開放。而互聯網平台所展現的審查卻遠在謠言之上，而是更廣泛地涵蓋了謠言之外的對政府措施的評論、對李文亮醫師的紀念以及關於疫情資訊的客觀報導。
以下是2月初被司法懲罰的言論案例摘錄：
2020/2/10：工業園藍思今天發現一例……工業園剛剛通知開了工的單位明天全部停工
2020/2/10：（轉發）警告，警告，山東省菏澤市成武縣孫寺鎮鄭莊行政村於陽歷2月9號，農歷正月十六21:00點出現一例新冠病毒，請大家註意
2020/2/10：（視頻）隔壁村確診一位（新冠肺炎）
2020/2/10：武漢多家醫院和紅十字會現場視頻，多具屍體被運走的視頻
2020/2/11：（視頻）思聰大興確診了兩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民警已到現場處置
2020/2/11：關於武漢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虛假言論
2020/2/11：青龍街一男子因懷疑感染冠狀病毒殺死三人
2020/2/11：居住在中央城小區的醫護人員一律不準出入本小區
2020/2/11：各位親們，千萬別出門啊！我哥他們昨天來冷江採樣，冷水江空氣都有病毒，非常嚴重！！為了健康，大家好好宅在家裡
2020/2/11：燎原街道轄區有一男子從湖北逃跑出來且聲稱已是確診病人，並藏匿在光南村
2020/2/11：我很好奇，這個地方沒有官方嗎？這麼大的輿情（江蘇醫療隊在湖北丟失行李、物資被扣），隨便找一隻野雞出來，舉個手指頭就能闢謠？
而互聯網平台的審查規則相比之下涵蓋範圍更廣。多倫多大學Citizen Lab針對YY直播平台與Wechat所做的分析表明，互聯網平台的審查已遠不止是「不實信息」的範疇，而是嚴禁、封鎖關於疫情幾乎所有公共討論。
根據這份名為《Censored Contagion》的報告，YY自2019年12月31日起就新增了「武汉不明肺炎」、「武汉海鲜市场」、「武汉卫生委员会」等45個關鍵詞，阻斷了疫情的所有一般性討論。雖然YY在2月10日刪除了其中5個較短的關鍵詞，但是其餘審查關鍵詞仍嚴重阻礙了關於疫情資訊的討論（Lotus Ruan, Jeffrey Knockel,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2020）。
微信以關鍵詞組合的形式審查群聊討論內容，至2月15日總計被研究團隊發現516個與COVID-19直接相關的關鍵詞組合。按類型區分的話，司法途徑懲治的最大宗「疫情不實信息」在微信對應到「疫情推測內容」，只佔到整體關鍵詞組合的7%，而佔較大比例的關鍵詞組合主要是「中央領導人」、「政府行為者和政策」以及「港澳台相關」的疫情言論（見圖表六）。這些內容並非司法途徑下打擊疫情謠言的目標，而是較容易引發爭論、導向政治討論的話題關鍵詞。互聯網平台封鎖這些關鍵詞可能並非基於疫情管制的政策要求，而是依據長期以來所形成的自主管制平台言論環境、避免被行政機關事後懲罰的行為邏輯。
這種行為邏輯結合了行政的輿論管制和商業資本運作，要求盡可能避免風險，尤其是被行政單位下架平台、暫停運作。並且，中國行政機關下達的言論管制要求一般是粗略的原則性要求，缺乏具體的管制內容範圍界定。因此，在規則模糊的情況下，互聯網平台商有可能為了盡可能避免風險而「過分」地禁止關於公共事件的一般性討論。事實上，在Citizen Lab的這份報告中，我們也看到，關於政府政策、中央領導人、港澳台相關的疫情關鍵詞中有許多都是新聞事件的描述，例如「習近平在武漢的行蹤」、「病毒測序」、「網上教學」、「封城隔離政策」。這些與疫情相關的事件和政策都受到了國內主流媒體的正常報導，卻在社交媒體平台被封鎖，將影響一般人對於疫情嚴重性的判斷與對防控措施的理解，並不利於2月初疫情受到重視後中國總動員式的疫情防控。
在這裡，我們對比Citizen Lab對於互聯網平台商審查關鍵詞的報告以及警方所公佈的疫情期間謠言處罰案件，發現互聯網平台對於疫情言論的封鎖範圍更甚於警方所界定的「疫情謠言」，而是涵括了對於疫情相關事件、政策的一般性討論。這樣的區別很可能與互聯網平台在規模模糊的情況下盡可能降低風險的需求有關。